소설의 정전성과 시공간의 의미 — ＜서울, 1964년 겨울＞과 타이완 소설 ≪타이베이 사람들≫ 비교분석

Abstract

白先勇和金承鈺的小説雖然反映了臺灣和韓國歷史的特殊性, 但大體來説,他們的小說都在擺脫傳統的儒家社會, 都充滿了戰爭和意識型態刻下的傷痕, 都是在農村急速變爲都市的東亞普遍現代化進程中誕生的作品。白先勇的≪臺北人≫被認為是通過戰後從大陸遷移的逃難人們的失落與悲傷描述了1960年代的臺灣社會。他的小説在臺灣和大陸被稱讚為名副其實的經典作品。金承鈺的短篇小説≪首爾,1964年冬天≫細膩地描述了1960年代的小市民社會, 開創了韓國小説的新紀元。跟≪臺北人≫一樣, 該作品在出版之時也引起了宏大反應, 在韓國文壇至今仍具有經典地位。這兩部小説具有如此地位與歷史時間設定為1960年代､ 空間背景為同為首都的臺北和首爾有關。兩部小説所具有的明確時空性､ 卓越的經典地位為筆者所關注。本文將探討作品內在化的時空與作品的經典性或經典化過程有何種關聯, 及其在讀者接受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白先勇的小説≪臺北人≫從大陸逃難到臺灣的移民者生活中的存在意識的角度闡述了1960年代彌漫於社會的喪失感。≪首爾,1964年冬天≫則從農村進入首爾的年青人的自我與時空間的對立和挫折這一角度, 描述了時代虛無感。在這兩部小説的創作與接受過程中, 時空可分爲兩大部分—內部和外部。從內面結構來看, 通過小説時空體在人物和時空的錯過將在觀念性時空中發生的存在問題連接起來。從創作外在的接受方面來看, 作家所經歷且再建構的時空在召喚讀者記憶的同時, 超越體驗限制形成的普遍情緒促使作家關於1960年代臺灣和韓國社會的時代意識的形成。作家的時空意識通過普遍共鳴形成了新擴張的時空體, 積極地促進了這兩部小説的經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