젊은 滿洲親貴 集團의 정치적 지향과 좌절, 1900～1911

초록

宣统年间，一度在政治上活跃的年轻满洲亲贵们（曾参与过亲贵内阁的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农工商大臣溥伦、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毓朗和载涛等)，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昙花一现的反革命人物，只是因为他们是皇族，所以一向被认为是一步登天的既腐败又无能的人物。但是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上述观点，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辛亥革命看作必然的历史结局。亲贵集团的年轻亲贵们对1898年发生的光绪皇帝的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曾表示过同情。他们经历过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的侵略、逃难生活的艰辛、经济上的穷困，后又受到了近代教育和社会进化论等西方思潮的影响。他们中的大部分通过海外旅行亲身体验到中国的落后，认识到自强的必要性。上述的经验使他们很自然地怀有危机意识，如不改革清朝就会亡国。宣统年间他们为政治改革所做的努力，来自这样的集体经验和危机意识。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加紧海军建设，通过剪发、易服而努力确立近代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支持立宪，但要求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并逐步引进立宪制。他们的近代化路线很独特，不仅与革命派不同，而且也不同于保守派官僚或立宪派。他们推动的海军建设可以看作是奕訢、奕譞、奕劻等老一代满洲贵族推动的洋务运动的延续。但是，年轻的满洲亲贵们在剪发、易服问题上与康有为等改革思想家站在一起，并与奕劻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元老大臣们对立。在立宪问题上，当时张之洞、袁世凯等开明的地方督抚或张謇、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张立即召开国会，但是他们主张逐步引进立宪。这些年轻的满洲亲贵们独特的政治路线，其原因首先是他们通过近代教育和海外旅行体验到的危机意识，认识到变化的必要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既得权的满洲贵族，所以对社会变化采取积极态度，对政治变化却只能采取消极态度。这大概是他们的阶级属性造成的。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具体展示自己的属性时，很显然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榜样。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它以急速推进富国强兵和接受西欧文物为目标并逐步引进了立宪制，这一点与年轻的满洲亲贵们推动的改革很相似。但是年轻的亲贵们为实现日本式的近代改革所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了。其理由是：第一，从海军建设的个案所知，当时中国因义和团运动交付巨额赔款，造成外债高筑，财政几近枯竭。所以没有能力为诸如海军建设这样的大规模国防建设筹措所需资金，而且中央政府的事业没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协助。第二，虽然摄政王等年轻的亲贵们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几个要职，但是他们没有操纵朝廷的权利。从剪发易服风潮可知，在朝廷他们受到保守的元老大臣们的牵制。最后一点，从国会请愿运动可知，宣统年间社会上的学生、华侨、立宪派、革命派等力量已经成长到能够对抗国家权力的程度。因此，如果不顾他们的政治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自己制定的近代化日程，已经不可能了。总之，由少数人构成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们需要解决的课题或克服的对象过于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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