청 초기 理藩院의 위상과 인적구성

Abstract

作为清代外藩统治机构的理藩院，被评价为清朝固有的机构。理藩院也可看做管理赋予了清朝多文化ㆍ多民族特征的非汉族地区，即外藩地区的机构，其存在的本身也反映了清朝的特征。这种理藩院的特征，在清朝廷内部将理藩院看做满族机构的这一事实中也得以体现。皇太极欲将内三院与理藩院的机构位置变更时，汉人官僚们的反对，也显示出他们将理藩院看做满族固有机构的认识。顺治年间与康熙初期，理藩院地位的变化，也应理解为顺治帝为强化皇权进行的政治改革，及顺治帝死后围绕其改革政策产生的满ㆍ汉政治文化冲突。 适用于清代中央衙门的满汉并用原则，在理藩院却不适用，这一事实也可看为理藩院的特征。除l了在汉档房的官员与笔帖式等任职的部分下级官吏以外，理藩院的堂官全部由满洲和蒙古任职，这一原则一直持续到清末。在崇德年间，通过政治ㆍ文化与蒙古部族保持密切关系的叶赫贵族出身的人才得到了任用。且在入关后，蒙古出身的旗人们，成为了构成理藩院官员的主要人员。他们大体上为蒙古的首领层博尔济奇特氏族，或是历任侍卫和内大臣等身份的较高的满洲ㆍ蒙古旗人。侍卫及管辖他们的内大臣主要为皇帝直属的上三旗(镶黄ㆍ正黄ㆍ正白旗)出身的旗人。他们作为皇帝的亲信，形成了朝廷的核心权力层。在理藩院上层官员中，布设皇帝的亲信势力，也反映了清朝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与藩部统治是清政权安定与发展的重要部分。 康熙中叶，喀尔喀附属于清朝之后，理藩院尚书中主要任命的是在满洲旗人中清朝最高名门出身的人。康熙帝为保护有关外藩事务的机密，涉及外藩事务的官吏全部为皇帝直属的上三旗出身，他们经过侍卫升至较高的职位，最后剩下最亲信的满族被任命为理藩院尚书。康熙中叶开始，理藩院尚书重用满洲旗人的同时，尚书下面总管业务的侍郎和其它官员中，增加了任用蒙古旗人的比重。蒙古旗人是体现清代满蒙关系与清朝的多文化ㆍ多民族特征的存在。他们的祖先是后金向清发展的阶段中，被编入满族政权内部的蒙古人。蒙古旗人虽对蒙古有着同类意识，但却认为自己是“旗人”。清朝也认为这些既忠于朝廷，同时又对蒙古的语言和习惯有着很好理解的蒙古旗人，是在进行包括外藩蒙古在内的藩部统治，以及藩部事务的管理上最为合适的人才。然而，在比理藩院的最高职位尚书相对下一级的侍郎和掌管实务的司官中，蒙古旗人的比率更高。这一事实令人想起清朝的支配层仍是满洲。蒙古旗人虽为‘旗人’，但终究不是‘满洲’。